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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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06-14 08:09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1989 年 4 月 17 日,我从香港转机抵达北京后,直接从机场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,从那天起,在广场上见证了中国争取民主沸腾的热血和眼泪,也留下一个三十年未完的任务。

身为中国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湾记者团成员,对这趟採访是既兴奋又忐忑。出发前,同年 4 月 7 日才刚经历了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,紧接着被任职的自立报系,指派前往北京採访,挂念着自焚事件的后续,也还没从失去好友的伤痛中平复,感觉不应在这时离开台湾,却又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,心情很是挣扎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,此行主要有三项新闻任务,一是亚青盃体操赛、二是亚银年会、三是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访中,亚银年会是 APEC 的前身,1989 年是由当时的财政部长郭婉蓉领军,彼时苏联尚未解体,戈巴契夫访中可是件国际大事。出发前即获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过世,北京学生们自发性地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,飞机一落地出关,等不及到饭店放下行李,马上转往天安门广场,想在第一时间拍摄些画面传回台湾。那时广场上的气氛仍和平,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联,哀悼、讚扬被视为「改革派」的胡耀邦,同时要求加速中国的民主脚步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那是个网路通讯不甚发达的年代,数位相机还未上市,为了这趟採访任务,我扛了一整个「简易暗房」上路,包括简便的放大机、显影药水盆、暗袋、沖片罐,和加起了百余卷的黑白、彩色和幻灯片三种不同的底片,最重要的,还有一台当时美国联合通讯社(AP)独家研发出的滚筒式相片传真机。

光是一张 5×7 的相片,单色扫描传真最短也要耗费上七分钟,那时上网还是靠电话拨接,万一中断了,就得重头再来过。每天都花很长时间传照片回台湾,常引起饭店关切,尤其当时下榻的都是国营饭店,动静多少都被监控中,常传真到一半传来敲门声问,「谢先生你在做什幺?」,要不就是传到一半被断线,逼得我好几次都拎着传真机到其他同业的饭店里求救,箇中辛苦是现在数位相机、甚至手机即拍即传的年代难以想像的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除了那三件主要新闻任务,剩下时间我都到天安门报到,第一次感受到紧张气氛是 4 月 19 日,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共高层居所的中南海新华门前,为确保领导人的安危,中共出动武警驱散了这些高呼口号的学生,这是北京学运首次出现暴力驱离的动作,不过,我并不害怕,带着在台湾街头征战的经验,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。

台湾 1987 年解严后,各式民主运动绽放,街头请愿、抗议如雨后春笋般兴起,我恭逢其盛,历经了 520 事件等街头运动的洗礼,带着在台湾的实战经验,看着北京刚萌芽的民主运动,心情是无所畏惧的。

但扛着专业相机在广场上毕竟醒目,常有人跑来问我「你打那来?」,不想引起太多注意,我多是回答「我是南方来的记者」,偶有人回「你是外省人!」,顿时不知如何回答。某次遇上厦门大学的学生,主动问会说闽南话吗?两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前,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种语言交谈着。

一直到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成立后,学生们在广场上刻着钢板,印刷文宣刊物,统一对外发布消息,才有了较明确的讯息来源。不过,也因学生们进入组织性请愿的阶段,让中国官方紧张,加速了日后驱离的动作。

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,抗议的学生们忍受着饥饿、裹着绵被取暖,「饥饿可忍、无民主不可忍」,他们在大字报上写着,看着令人觉得不捨。为了更了解学生们的生活,我跟着学运领袖王丹回到了就读的北京大学,王丹带着我去看他们的沙龙(言论学术广场)和宿舍,小小的二、三坪的间挤了六至八个人,分睡于上下舖,北大生们的物质生活是拮据的,但心里却有着远大的理想。王丹的父母是老师,当时曾问他参与学运爸妈担不担心?

记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谈过,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,他们是支持的,只是那时恐怕谁也没想到,这场运动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五月中,学生们绝食愈演愈烈,广场上抗议人数愈来愈多,各式耳语传言不断,不时听说解放军已经兵临城外,随时準备以武力驱散镇压,风声鹤立之际,记者们的安危也令人担忧,尤其是像我这样拿着相机的摄影记者目标更是明显。台北报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离,尤其在中共当局宣布戒严后,天安门上的管制区不断扩大,现场不时发生小暴动,人们流露着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。报社明白表示不会再提供金钱,以切断奥援逼我回台北,不只一次抗议,强烈表达想留在新闻现场的意愿,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张回程机票下,不得不妥协。

5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肖像遭三名工人损毁,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传回台北,带着任务未完的遗憾,于隔天搭机离开北京,从新加坡转机回台湾,距离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门广场,总共四十日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回台没多久,六四事件爆发,天安门染上了鲜血,从新闻上得知王丹等学运领袖被捕,辗转听说某些认识的中国记者失蹤,我的心情五味杂陈,为广场上那些为自由民主奋斗牺牲的年轻学子感到难过,也惋惜自己错失了见证重要历史时刻的机会,但也忍不住想,若我仍在广场,想必现在的处境会大不相同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在我的记者生涯里,採访天安门学运是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,回台湾后,我在出差核销单里夹着辞呈,以离职抗议报社强制要我回来的决定,那些记录北京学运的影像,跟心里的遗憾,三十年来被隐藏于角落里,一直到张照堂老师看见了它。

在一次为摄影博物馆所做的口述访谈里,张老师看到了我在 1989年所洗的照片,也听我说了当时的经过,他告诉我「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务,不要觉得遗憾,重要是参与过,过程也很重要」。

转眼间,天安门学运已经 30 周年,这些尘封了 30 年的影像重见天日,看着那些如今已不复见的北京样貌和广场上奋斗的脸孔,想起学生们浪漫的情怀,「生的伟大、死的光荣」!这是当时的一句标语,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达学生们对民主自由渴望的千万分之一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

本文为《吼叫一九八九》摄影集序文。

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:台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天吼叫一九八九
    作者: 谢三泰出版社: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:2019/06/01博客来购书读册生活购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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